儿医皮科创业记

年，我怀着做医生的梦想走进了北京医科大学的校门，真正的从医生涯是从医院外科开始。那时，皮肤病患者都是由内外科医师诊治。有一天，外科主任张金哲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医院皮肤科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我，医院皮肤科学习。

事情还要从发生在几个月前的一件事说起。诸福棠老院长右大腿出现了一片红色皮疹，用了几个医生开的药膏后多日没有治愈,便找到了我，医院皮肤科，经同学点拨，发现可能是股癣，要用复方康纳乐霜治疗。2周后，诸院长的股癣被治愈了。正是这偶然的机缘，诸老院长找到了他的同学——医院皮肤科主任胡传揆教授，二位前辈对我国医学发展都有开创性的建树，他们共同决定，医院皮肤科。

在前辈的安排下，我来到医院皮肤科学习。学成回院后，我丝毫不曾懈怠，每周坚持带患者参加医院皮肤科的会诊。年，在诸福棠院长和张金哲主任的大力支持下，开始筹建皮肤科。十来年的摸爬滚打，皮肤科终于成立了。

皮肤科成立初期，仿佛是一株小苗，方兴未艾，没有护士分诊，没有专门的诊室，每天就在外科诊室与外科医生共用一张桌子。从一把椅子和半张桌子，我一个人不对外挂号开始，看起了皮肤病，自己终日默默无闻地在门诊埋头苦干。

记得那是北京城短裤脱销的一个夏天，天气出奇地炎热。很多孩子都患上了痱子和痱毒，其中一部分湿疹患者继发感染，病情严重。因条件所限，我常常被困在患者和家长中间看病，无暇喝水，声音嘶哑。我急中生智，搬个小桌就坐在大树下看病。有一天连续接诊了余名患者，晚上嗓子就无法发声了。第二天一早，医院打来电话，说来就诊的皮肤科患者太多，听说大夫病倒了，有些家长情急之下为了抢号把初检窗户的玻璃都打破了，还挤翻了桌椅。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坚持来上班。

此后，院领导更加认识到皮肤科的需求和加强科室建设的重要性，开始陆续给皮肤科配备护士，在门诊连廊尽头辟出一间诊室给了皮肤科，那时别提多高兴了。然而，好景不长，我又挨了当头一棒。起因是患者太多，为了及时解决就诊和治疗，我就油印了用药处方，给患者直接打勾开药，以便提高效率。不料遇到了一位记者家长，将此事见报，题为《油印处方不可取》，说没见过这么不负责的医生。随后我被叫到院办，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委屈地大哭起来。我也是为人妻为人母啊，我爱人经常带学生在外地实习，我就把年仅3岁的孩子反锁在家里，桌上放着一杯水和几块饼干就来出诊。晚上回家时，孩子趴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睡着了。幸运的是，经过了解，得到了领导的理解，还答应尽快解决皮肤科的实际问题，并同意我在报上发表《油印处方必可取》文章，申明油印处方的必要性。

此后，通过皮科会诊提高了大家对皮科专业的认识,如为内科首先诊断了冷球蛋白血症，外科门诊误将血管瘤合并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诊断为皮下坏疽和脓癣切开引流及致死性坏疽性肉芽肿的早期诊断为淋巴结炎等。领导再次决定给皮肤科陆续增加本科毕业医生。在急诊室，一个月内连续2例剥脱性皮炎患儿丧生，而随后，经我会诊被收入外科病房的1例同样疾病患儿被成功救治，家长跪地举着装满整个信封的患儿皮屑哭诉，患儿未死脱层皮，感谢救命的医护人员。领导因此决定给皮肤科开设10张病床。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科室的交流扩展到了北京市及其他省市。医院皮肤科主任牵头，共有北京、天津、南京、太原、徐州和重庆医院皮肤科开展了特应性皮炎患者喂养的调查和疾病函询工作。这些单位和我科一起通过信函指导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后来，在中华医学会的全国皮肤科年会上开展了儿童皮肤病的专题讨论，儿童皮肤科开始被学界了解和重视。年申报直至年成功获批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分会儿童皮肤病学组。此刻，医院皮肤科从一株幼苗长成了茁壮的小树。其后，为了发展，科里选送人员到医院皮肤科学习真菌学技术，开设了真菌室；还先后选送了几名优秀医师去进修学习，并为科里争取了一名在职研究生学习的机会，她就是我的第一个学生马琳，现在她已经成了国际知名的儿童皮肤科专家。

今天，可以说梦想变成了现实，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国家对妇女儿童医疗事业不断强化，各地的儿童皮肤科专业也迎来了大发展的契机。如今科室共有医护人员近50人，年门诊量高达22万人次，还成为首都医科大学皮肤性病学系的博硕士培养点，已经成为了首都医科大学皮肤性病学系中最重要的科研力量贡献单位。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医院成为了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这其中，皮肤科专业是几大拳头科室之一，带领全国儿童皮肤科共同发展，当年的小苗不但成长为大树，可以说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0年我从科主任的岗位退休，但至今坚持在临床一线。我很高兴仍能作为一名普通医生在皮肤科的大树下继续为儿童皮肤病患者服务。展望未来，在中国皮肤病事业前进的道路上，始终会有医院皮肤科同仁的奋斗，大家一起努力，共创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