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我高考落榜,但成绩还不俗,准备来年再冲刺。
年底,医院都在招工。妈妈说家里有个干医的方便,于是我医院。那年我不到十七岁。
来的二十个如花少女,大都出自干部或从医家庭。她们有的看上去比我纤弱娇气,但陆续上路,我迟迟地不太适应。
前排左三为本文作者
医院专司结核病。病人大多数是贫穷的农民,因为收费很低,所以能够长期住院疗养,病人和医护人员都混得很熟。
每天穿着厚厚的隔离衣裤、鞋子和口罩,我高度近视,戴着眼镜,呵气看不清,不戴,又模糊一片。早五点送药,有时瓶盖扣着的,药倒进去,哗啦了一地;有次不知道药瓶里面是病人要的墨水写家信,结果药片糟蹋了,有种药品最贵,把病人疼得直皱眉头;早上空腹抽血,灰暗的灯光下,病人的血管时隐时现,忍着扑鼻而来的浊气,眼睛贴人家的胳膊上,有时好几针不见回血,急得口罩都被汗水浸湿。
白天最愁的是做护理。五短身材的护士长亲自领着给那些沉疴病人剪指甲、梳头发、洗手脚、倒尿壶。有次,她抱着病人的一只脚仔细祛除老茧,让我洗另一只。我敷衍了事地撩着水,不愿意下手揉搓,病老头也感觉不好意思,一个劲地往后拉。护士长弄好后,又伸手拽出来那只再洗。有天,我双手提着夜壶去厕所,迎面来了一大堆参观人员,里面有我认识的叔叔,我难为得脸蛋发热、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印象深的是护理了几个特殊病人。
一个是植物人状态的脑结核,来院时已有三大块褥疮,住院后采取多种措施无效。一天护士长突发奇想,说白糖可以促使肉芽生长,于是严严地敷上。几天后打开一看,都倒吸了口气,腐烂伤口上布满了白花花的蛆,欢快地穿梭在骨髓里外,那股臭气熏得人头晕干呕,口罩上洒透了香水也无济于事,直到十几天才消停。那胖胖的女家属没有任何怨言,还一个劲地向我们陪不是。
还有一个小伙子,面黄肌瘦,长年提留着一个引流瓶。一次帮助大夫换导管时,瓶子被其母不慎打翻,里面的脓液弄了我一身,我气得直掉眼泪。后来,这个青年手术时,因为体质太差,当场死亡。他的母亲临走时来办公室,轻声感谢医护人员对他们的照顾。
一个病人严重链霉素过敏,医学上称剥脱性皮炎,白屑如雪花般脱落,科里专门成立了特护小组。每天护士长仔细地查看伤情,将病人的阴处上药覆盖,而后一个护士负责给木乃伊样的身体输液,我负责给其他溃烂的皮肤涂药。每天被刺激得泪流不止,食欲气力全无。后来这个“死马当作活马医”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我们还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市级医学杂志上,小组成员拍了照。相片上我笑容灿烂,一如当时的天气。
右一为本文作者
夜班最怕的是遇到棘手的紧急情况和危重死亡病人。
一天,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尿潴留,肚子涨得鼓鼓的。指导着家属用条件反射法刺激不能奏效,折腾到凌晨四点。他不断的呻吟声影响他人睡眠,也聒噪的我心烦意乱,糟糕的是他似乎坚持不到天亮,白天类似的事情都由老护士亲历亲为。我边想象着操作被人羞辱般的不堪,又担忧他的膀胱破裂去法院吃官司,一时竟想哭起来。只好去敲开值班医生的门,大夫一脸困惑,因为医师护士是各司其职的。我结结巴巴不知所云,大夫快速披上隔离衣,来到病房。我打开无菌导尿包,怯怯地躲在后面,大夫迟疑片刻,戴上手套操着浓重的济南口音说:“小王,你甭待这儿了。”象得到了特赦令,我飞快地窜了。
还惧怕突如其来的病人大咯血,抢救不及容易死亡。有次一老病人睡前还和我有说有笑,转身同房的病友惶惶地跑来。我和大夫冲过去,只见他随着剧烈的咳嗽,血喷出来,床单、地面溅得醒目瘆人。说话间,病人牙关紧闭、剧烈抽搐、气息微弱,吓得我输液的手哆嗦着不能自支。大夫一个箭步冲过去,开口钳撬开嘴巴,手伸进去,一把把地掏血块,不知何故钳子掉了出来,里面的手被病人死死地咬着,大夫“嗷嗷”地叫。闻讯赶来的其他值班大夫紧急帮助又把钳子放上,被咬的手抽出来,手套破了几处,血肉模糊。经过激战,终于止住了。病人侧卧着,面色蜡黄,大口喘气。突然,他张着血盆大口冲我一笑:“小王啊,别害怕,大爷死不了。”顿时骇得我倒退几步。此情此景,以后几次到我的梦中来。
左二为本文作者
工作三年多,上夜班竟然未碰上死亡病人,我暗自庆幸。第四年遭遇上了,也是我从医经历中的唯一。
病人的抢救时的惊心动魄发生在上半夜。我12点接班后,病人已是一息尚存,不到半个时辰就咽了气。那时的病人大都长期住院治疗,极少人员陪护,溘然去世有时来不及通知家属,这样就由值班人员简单整理后抬至太平房。
医院在一个僻静的地方,除了几排平房,墙里墙外都是茂密的树林。每次值夜班巡视病房,听到窗外树叶刷刷声,在阒无杂音的走廊,心跳如兔,边疾走边回头张望,总感觉有人跟着。
医院的旮旯处,周围全是密密的树和葱郁的草,我和大夫用担架抬着死人艰难行走,心里想着小时候大人绘声绘色讲的诈尸。在前边怕死人冷不防抓我,走后面又担心他突然坐起。在不断交换位置休憩时,大夫自然地把死尸不断摔出的僵硬胳臂放回。前方有个树茬冒出一堆新芽,酷似有人蹲那里,走近时,一阵风起,分明看见好象站了起来。“有人!”我大叫,松了手,前面的大夫猝不及防,死尸抛一边。我下意识转身跑了几步,又觉不妥,蹲地上嘤嘤起来。
大夫点着烟,笑呵呵地啦家常,我心不在焉应着。看见时隐时明的荧荧火光,情绪稍稍平稳些,和大夫把死尸挪好继续上路。
或许是太平间的门推拉少的缘故,发出刺耳的吱呀声。里面已挺着两具,一个激灵,汗毛直竖,屏着大气,压着心跳,不敢乱瞅,快速地把死人抬水泥板上,空着担架出来时一个趔趄差点绊倒。
后来大夫在无人的时候总呲着一口大黑牙笑话我。
病人的家属到了次日傍晚才到,哭得一塌糊涂。巡视的护士长忽然想起我们科前期给该病人的捐款应该未花了,摸黑来到太平间,搜索了死人的全身,在其蔽处捏着了卷成皱皱摺摺的一团钱交给惊鄂的家属手里。
我听说后,震动很大,感觉是自己永远也难以做到的事情,于是我写了一篇浸洒着来苏儿味的文章寄给了县广播局。我倒没有亲耳听到,一个晨炼的护士和我当班的同事说了。
以后结核病人越来越少,医院。我们外科做了大量的肺癌切除手术。胸部手术要求特级护理,于是我们连轴上夜班,两支眼睛天天熊猫状。一天早晨下夜班,由于疲劳过度,骑自行车注意力不集中,医院前边漫水桥上步行的识字班撞河里去了。
八五年,医院这段经历写了篇文章被本县一个文艺小册子刊用,院领导拟调我去办公室从事行政事务。与此同时,全国首次房屋普查开始,各单位抽调人员帮忙,两年后县里成立房管所,我调了过去。八八年,考入法院。
后来,该院被医院,我们一起进院的伙伴们也分散了。
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昨天上午,朋友打电话通知大休期间庆贺我们参加工作三十六周年。
如今朋友们的工资收入几乎是我的两倍,但她们承受的压力和风险比我大许多。
届时,庆贺会上,我要斟满酒杯,祝愿她们以及她们的同事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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